赵一德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指引下，陕西与全国一道摆脱绝对贫困、进入全面小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大步伐。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形势和下行压力，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效统筹发展和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进中向好、质效提升。新时代的陕西，时势正塑造愈加有利的窗口机遇，创新正处于量质转化的蝶变前夜，产业正步入聚合裂变的前沿赛道，经济正迈向更高形态的良性循环，展现出更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出更加广阔可为的发展空间。
赵一德说，陕西好、秦商才会好，秦商好、陕西会更好。希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定发展信心、坚持主业恒心、坚守创业初心，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区域发展、家乡富裕、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赵一德说，我们将始终秉持亲商、富商、安商的理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力促“两个健康”，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继续全力以赴支持秦商创业创新，不断提升惠企援企的精度、政务服务的温度、政商关系的纯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让广大秦商和企业家在陕专心创业、安心发展、舒心生活。
【秦商代表人物有哪些】
1、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19就下四川做生意。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东家赚得不少钱。熊氏为表谢意，欲帮其买官入仕。对此，玉树对东家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
2、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
3、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娇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4、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
5、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
【秦商的衰落的主因是什么】
近代以来秦商突然衰落，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秦商性格上有一定局限性
秦人秦商有许多优点，比如吃苦耐劳、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等，为此人们送给秦商送了一个“陕棒槌”的雅号，这应该是褒义词。
但秦商身上也有一些不足，比如在判断形势上失于保守，眼界还不够宽阔，进取精神也不足，在外面挣了钱喜欢兑成银锭往家里运并窖藏起来，或者置地建房，喜欢过“财东乡居”的生活，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把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远。
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
明清时期形成的商业模式属集散中心式，手工制作、集中生产、长途贩运，秦商较为适应这种方式。晚清以后，受西方经济模式的影响，商业集散中心被新兴工业基地取代，大机器、规模化生产质量更好、成本更低，沿海一带的商人率先转型，但秦商反应较为迟顿。
秦商热爱传统，但容易形成对新生事物的固执，当时不少秦商对机器化大生产都持反对态度，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泾阳商人吴蔚文，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有关文献记载，他曾说：“谨守先业更广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秦商中具有很大代表性。
秦商优势地区多落后
秦商主要活动的区域是西北、西南、华北等地，这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山陕会馆统计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几乎都是秦商的天下，其经营的特色货品包括茯茶、水烟、土布、皮货、药材等。
但秦商比较活跃的这些地方也恰是近代以来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使得秦商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秦商所擅长经营的货品中，除中药材之外几乎全部可以被洋货所取代，秦商的传统经营方式越来越步履为艰。
陕甘大起义的影响
从1862至1873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发生了回民起义，这场起义持续了十几年，陕西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在战乱中，许多秦商几代人的辛苦积累被毁于一旦，陕西商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也是秦商近代以来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
总之，秦商的衰落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在所有因素中，应变、创新能力不足是最要重要的，因为晋商、徽商以及宁波、广东的商帮近代以来也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艰难困境，相比而言他们发展的情况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