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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征第101站走进山东临沂

2017-09-22 13:16:00    来源:中国消费商网    编辑:杜若涵

2017年9月17上午,文化长征第101站走进山东临沂,2018第二届世界汉字节第二次推进会在山东临沂宏达酒店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文化长征组委会秘书长李伟杰先生主持,这是继2017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初一)文化长征第100站,在崇善之乡、菩贤故里一一中国如意寺隆重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汉字节第一次推进会之后又一大型文化活动。

 

文化长征活动,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张胜利先生创意并推动,连绵不断,至今已经走过了100站,在传承发展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办;文化长征组委会、北京大手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崇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崇善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临沂恒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办;三沙大海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媒体支持有:中国菩提网、大手笔网、今日北京网、华夏艺术网、中国消费商网、雄安新区网、固安信息港、中原采风头条号、文化长征微信公众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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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玮,做了主题发言,题目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前因与后果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佛教属于“外来文化”。虽然是“外来”,但是,经过历史的融合、变化、发展、本地化,这个外来的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佛教传播到了全世界,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反观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反倒难寻佛教的踪迹。这样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本人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格局架构、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探索其“前因与后果”,探索汉语、汉文化与佛教的关系,“寻踪觅迹”,搜寻历史发展的轨迹,为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寻找未来之路。

 

第一,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文化的“大爆发”

 

1、文化公元前四五百年到世纪初,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轴心时代”。在这个很短的历史事情,人类的思想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用“大爆发”来形容。

 

2、在这样一个大爆发时代的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强大的周朝,由于“诸侯崛起”经过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演变,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削弱,甚至遭到挑战,政治局面进入“诸侯混战”时期。没有了“中央大一统”的控制,知识界、文化界思想大活跃,诸子百家,精彩纷呈,诸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由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管理的需要纷纷产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发展其理论,形成了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化的大繁荣、思想成果的大爆发。黄老道家,孔孟儒家,是其杰出代表。

 

3、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产生了佛教,其创立者释迦摩尼,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于人类生命历程的探索,思考人类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建立了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因果相报、因缘际会、六道轮回、修佛向道、度己度人,确定了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且通过“往生、现世、未来”的理论,来“解决”生命体的“全过程”及人类群体生命现象存在的“意义”。

 

4、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巴比伦波斯两河流域等古文明,从广义上讲,也可以属于“文化轴心”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人类的文化成果,为人类的存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理论、逻辑基础,使得人类彻底脱离了“动物界”,使得人成为人,人类成为人类成为了现实。至今我们通过文化典籍、历史考古文物、人类生存遗迹,还能够直接触摸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轨迹,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圣人先贤他们的丰功伟绩,在顶礼膜拜之余,努力的继承、传承,并发展这光辉的成果,追寻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文化发展的“地缘地理”背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格局特点

 

1、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和文化现象,无法脱离其产生的地理环境特点,比如气象气候,山川河流,土地土壤,地貌地势等等。

 

中国(广义的地域)处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尤其是文化核心地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北中原地带,地处温带地区,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四季分明,适合农作物生长,当然也适合人类的繁衍生存。但是,独特的地理地貌特点,黄河流域的“大河文明”特点,塑造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性格、思想、理论、文化的形态特点。

 

2、早期的大洪水,是人类共同的记忆。那,可能是一个遍布全球的重要的气候变化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属于“神话时期”,神话,对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的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其实,这是人类整体的早期记忆。后来,经过口口相传、文字记载、“添油加醋”的“演绎”成为了半是事实半是故事的文化记忆。

 

3、作为一条影响中华民族存在生存演变的河流,黄河,与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不相同。黄河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大量的泥沙被冲刷携带至中游下游沉淀,形成了特有的河流地貌形态。季节性的干季旱季,不均匀的降水,使得“水患”成为伴随中华民族生存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4、为了应对这样的“公共自然环境问题”,“个人”无法承担历史重任,必须对人的组织给以高度的重视。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首要的位置,显然,面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问题,又必须人类集体组织起来应对,显然,集体利益,就具有了比“个人”的存在更大的意义。

 

5、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早期文化,道家解决了“人与生存环境”的理论认识问题,儒家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秩序问题,“天人感应”,使得中央集权具有了“合法的执政基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层级化“顶层设计”,形成“金字塔型”的稳定社会结构,社会逐步有序化,早期的夏商周,直到“文化轴心时代”末期,中国终于形成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仅仅是“现象”,其背景是经济,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效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环境”。

 

6、在这样的文化中,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赞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作为理智的知识分子,自觉的认同“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提倡“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7、人的生命,终究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吃喝拉撒睡,恋爱生子繁衍后代等等,都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人对生命的感受,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以及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感受,也都是以“个体生命”的形态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的体系结构中,对“人自身”的关怀关照,是一个重要的“缺失”,人的存在,是作为“社会集体的一份子”或者“附庸”而存在,人的喜怒哀乐,人对生命的感受,由于特殊的生存条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文化总体格局缺位失衡,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8、相比之下,古印度,地处热带,常年气候温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降水丰沛,物产丰富,在人类的早期,在这里,人类的“生存成本”很低,食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取,也无需复杂的物品解决御寒问题,一块粗布即可蔽体生存。同时,从总体生存环境来说,没有常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等等。在这样“优越的生存环境”下,人的个体存在,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个体的存在,其实就是生命个体的存在,面临的就是:生老病死,生命无常……等等。探索生命的意义,探索生命的过程,解决人生面临的“苦”,就成为“当务之急”,佛教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解决这样的一些重大问题,就具有了“先天的条件”。

 

9、人类的思想文化成果,和物质成果有所不同。在人类的早期,这些文化成果,没有“版权”的限制,思想文化成果的共享,使得“一个苹果,无成本的变成两个,或者更多的苹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弥补另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缺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成果”,可以“无成本”,或者用“最小成本”为全类享用。在过去,在古代,万里跋涉进行文化交流,在今天,尽管有“版权”管理,但是,信息媒体时代,终究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应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表现,也是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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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第三,佛教进入中国的必然性

 

1、上述所说,简述了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中“结构性缺失”,形成了“文化洼地”,有一种“内驱力”和内在的需求,为佛教进入中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佛教进入中国,大约在“世纪前后”汉末魏晋时期,兴盛于“盛唐”。

 

东汉末年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人的生命价值进一步受到伤害。原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由于人自身的“劣根性”而“异化”……政治管理模式一旦形成,逐步异化成一个独立的“运行系统”,为名誉、为财富、为繁衍后代、为美色、为享乐……政治斗争、血腥杀戮,百姓遭殃。连绵不断的战争,“一将功成万骨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管理,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现在连人类自身的存在都成为了“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呼唤对人存在的合理性的认可,急需对人,对人的思想,对人的生命的感受,给以理性的解释与关照,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3、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的开辟,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同时,文化的交流成为必然。佛教乘“东风”的便利,逐步开展交流。文化的交流主要在于记录思想的“典籍”。佛教产生于古印度,文字的不同,使得佛经的翻译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批“西方学者”诸如鸠摩罗什,既懂得古“梵文”又懂得中国汉语,将重要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为中国人带来了第一批重要的佛教思想成果,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接触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以法显、玄奘为代表的中华有识之士,不惧艰险“走出去”“西天取经”主动探索与学习佛教,将大量的佛教经典带回中国,并翻译成汉语,为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开花、结果,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地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四、佛教的传播、“本地化”与创新发展

 

1、佛教进入中国。佛教关于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因果报应、因缘际会、六道轮回、修佛向道、度己度人等一系列理论,对当时颠沛流离,痛不欲生的社会大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2、几经“兴佛、灭佛”的历史进程,佛教终于在中国得到发展,名山圣地,佛寺庄严,晨钟暮鼓,佛门净地,广布各处的佛教寺院丛林,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文化据点。僧侣在这里研习传承佛教思想,信众在这里听取佛法,学习佛教典籍,“弘法利生”成为佛教“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与形式。据统计,目前在21世纪的中国,佛教徒与“信众”数量达到两亿多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3、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渠道的不同,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由于对佛教经典侧重点和理解的不同,形成了禅宗、净土宗、临济宗、律宗等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的不同,一个是丰富了佛教的思想,可以就某一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即使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对于佛教的发展、管理、研究、传播等等,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深入骨髓,并成为一个不可否认、不可去除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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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思想家张胜利先生为世界汉字节题词

 

第五、汉地佛教与“禅宗”

 

1、佛教进入中国后,与原有的文化相融合,并创造性的解决了一些急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层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禅宗的发展具有不和忽视的作用。

 

2、关于“色与空”的概念

 

在佛教理论中国化过程中,“色与空”的概念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就我的理解,禅宗中的“色”,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形态;而“空”,指的是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形态的理解。

 

比如在禅宗经典“坛经”中描述的一段“公案”,对于禅宗中关于“身与心”的讨论,对“色与空”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帮助。比如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后来成为禅宗“六组”的慧能是这样表达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同样是对身与心的理解,从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来看,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从“动态”的、历史的发展来理解,慧能更高一层。从佛教经典《金刚经》的表述: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如来”的名号来说,其哲学含义具有更深的内容:人的社会发展,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本来是“人之初性本善”,“如一张白纸”,后天的社会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性。通过哲学的思辨,达到“实事求是”回归本源,如其所来……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啊!这样的哲学思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由于佛教的进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和有识之士,确实增加了新的概念,新的内容。用这样的概念,观察“人”和“人群”的存在,确实是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新的理论武器与工具。

 

3、关于“生活态度”“贪嗔痴”与解决方法“戒定慧”

 

对于人的个体生命与过程中问题的存在于解决方法,禅宗也有“创新发展”。

 

由于经济形态的“自由”与随机,是人生的“无常”之一。为追求经济的稳定供给和保证,是“贪婪”的经济基础。一旦“贪婪”的念头产生,它就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而成为某些人行为的驱动力与“本性”。“嗔”则是对外界环境的扭曲解释,在面对不合理不公平等现象,一般人总是归罪于外部环境和他人。另外,由于习惯性囿于信息的闭塞,痴迷于对事物局部的认知等等……这些,对于人呢的个体生命的存在,都会产生极大的伤害。客观上讲,如果不经过“修炼”,人在认识上具有这些“偏见”,是很正常的。

 

佛教用“戒、定、慧”来应对人在认识上的失误与偏差。戒,就是对人的思想行为要有所“约束”,不能放任自流,不能为所欲为;定,是心里的安定,心里安定了,心无旁骛,行为上也就走上“正道”;慧,智慧,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心里安定了,当然就具有了“智慧”,能够比较客观公正的看待生命现象,能够从历史的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去除“焦虑、费解……”等情绪,接受“自然规律”和客观的存在……这些,当然是最“智慧”的,而不是相反,暴殄天物、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最后是自作自受,或者受到“惩罚”,造成历史的悲剧。

 

4、关于“波若”

 

波若,是佛教中重要的概念。简单的来理解,似乎和汉语中“聪明”“智慧”接近。其实,波若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或者可以用汉语表达为“大智慧”……什么是大智慧?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5、关于“禅修”

 

禅修,是禅宗中重要的内容,包括禅修的理论、实践、内容、方法、效果评估、反馈、修正等等。其实,任何一种宗教中,都有关于修炼的表述。比如瑜伽的修炼、道教中的导引等等。其核心内容,就我理解是调节人的“神经活动”。通过“修炼”使得人的思维方式,能够“习惯成自然”的进入“可控”境界。在有关的“道医”的文章中,已经做过讨论,此不赘述。宗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实践活动”,比如建筑、服饰、“仪轨”、法事活动等等,禅修也是一种。任何一种宗教,都非常重视其“实践性”,禅宗也是如此,对于禅修的“法门”的讨论,是禅宗的重要内容。

 

禅修的内容,方法,随着时代也会有重要的改变,比如现代著名僧人净慧法师提倡的“生活禅”,并组织暑期学生禅修夏令营等活动,为禅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禅修,内容非常丰富,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详细做进一步讨论。

 

第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佛教进入中国两千多年,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汉语的词汇、概念、语言的表达方式等等,深受佛教的影响。

 

在现代汉语中,不少词汇来自佛教。比如:我们生后中常用的不少词汇概念:刹那、牛鬼蛇神、现身说法、心无挂碍、群魔乱舞、大彻大悟、海阔天空、三生有幸、前因后果、作茧自缚、早知今日悔不当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老病死、愁眉苦脸、心猿意马、痴心妄想、盲人摸象、镜花水月;还有:心花怒放、一尘不染、一丝不挂、一刀两断、一厢情愿、味同嚼蜡、自欺欺人、大千世界、浩劫、安心庄严、晨钟暮鼓、五体投地、十字街头、灰头土面、觉悟、自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导师、正宗、昙花一现、空中楼阁、醍醐灌顶、心心相印、伸手不见五指、投机、单刀直入、当头棒喝、天花乱坠……

 

有人说,现代汉语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佛教……有人说这个比例可能更高。总之,佛教对于汉语的发展,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另外,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比如绘画、音乐、雕塑……甚至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佛教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

 

3、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内涵,同时,又根据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文字表达的精密丰富,使得佛教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虽然在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现代已经难见佛教的踪迹,但是,在中国,佛教不单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层,佛教思想成为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中国,佛教走向东亚朝鲜、日本、东南亚,进而走向全世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值得我们了解、研究、分析……从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为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探索历史的踪迹,描绘出一幅“路线图”,这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胜利先生开创的“文化长征”之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精英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广交朋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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